一名脑后垂着长辫、身穿中国平民服装的人，被御前侍卫角田海军大佐引领着，拜谒明治天皇。角田大佐朗声禀报了拜谒者的姓名、略历。明治天皇龙颜大阅，温语褒奖有加。

这位拜谒者，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宗方小太郎(MUNAKATA Kotaro 1864-1923年)。天皇亲自接见并褒奖一名间谍，这即使在十分注重谍报工作的日本中亦是罕见的殊荣。宗方在当日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区区微功竟达叡闻，以一介草莽之躯，值此军事倥偬之际，得荷拜谒万乘之尊之光荣，实不胜感泣之至。”

而在拜谒天皇之前，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宫亲王，也亲自接待了这位谍报人员。拜谒当日下午，大本营众多高级官员又奉钦命会晤宗方，听取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数日后，海军将领西乡从道、山本权兵卫等高级将领，又再度宴请宗方，“承询中国之现状，开怀畅谈达三小时半之久”。

一个在危机四伏的敌国薙发易装、风餐露宿、将脑袋提在裤腰带上搏命的间谍，何以能登庙堂之上，与衮衮诸公们商讨军国大计呢？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

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90年佐佐友房当选日本首届国会众议员。1900年义和团动乱时，他曾出面策动李鸿章组建南方联邦，被李鸿章严词拒绝。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薙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

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和台湾。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的迷惑性。

甲午战后，宗方小太郎到汉口经营中文报纸《汉报》，为日本利益进行“文力征伐”。同时也大力支持中国的维新派，抨击顽固势力，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此后，其更是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中国近代史的抵制日货，实质上是在内政腐败、外患频仍的情况下，民无所依、商无所靠之后一种自发的、无奈的抱团取暖抉择，是一种弱国对抗强国的特殊反抗形式。

    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并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
    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Boycott）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而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对日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甚至成为与时俱进的官场政争新题材，其威力之大，令权倾一时的李鸿章也深受其扰。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等人上奏，弹劾李鸿章通敌，证据除了私放日本间谍（另见本刊本期《谍战甲午》专栏）外，更指控道：“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则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1894年8月3日，抗日调门相当高昂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对日商骚扰的华人。报道说，虹口区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赁开的杂货店，就曾被当地“流氓”十余人入内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流氓”就恐吓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把东洋人杀尽！”店主岩田大骇，赶紧报告巡捕房。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度增长阶段，通过各通商口岸，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洋货”，还不足以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对自己东方人脸孔和“大日本帝国”威力的过度自信下，成为第一个丧于非命的外交官。在这场普遍被解读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一个鲜明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的头号仇恨对象。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
    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赋予抵制外货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1905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山基时报》等，都纷纷刊登报道，怀疑是日本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货，美国报纸因此惊呼要警惕“黄祸”，日本驻美外交官则不得不在报端辟谣，声称日本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到开放比闭关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该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不能“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
    在中国民意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移民官员，要“更为灵活”地执行排华法案，而美国政府则批准中国人可在苛刻的审查后进入并定居美国。
    在这一“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后，中国对洋货、尤其是日货的抵制，便成为一种经济包装下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国民外交”之外，更成为“国民参政”的特殊管道。
（未完待续）

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如果要海选“最不被中国人相信的口号”，“中日不再战”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应当是榜上有名的。
　　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却被积酿百年的仇恨与越来越表面化的不信任深深困扰着。从国际政治理性的角度来看，无论双方是否披裹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中日两国的对立乃至冲突具有宿命般的必然性。

世界从来不太平
   
　　比起日本人来，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似乎更多了一层玫瑰色的幻想。
　　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即使在甲午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李鸿章还一直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本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 。
　　当然，李鸿章或许只是言不由衷地玩了下外交辞令而已，但日本使臣赤裸裸地表达出来的见解，却揭示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
　　同时期的中国外交家薛福成也认为：“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韬更是坦言：“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这一类对于国际秩序的悲观认识，到了毛泽东这里，被更为简洁精辟地表达出来：“落后就要挨打”。
　　
　　国际政治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成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的分野。
　　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是自由主义（或曰理想主义）的先驱，他将战争视为文明的灾难，呼唤和倡导“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理智能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好国家”（比如民主）会战胜“坏国家”（比如专制），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民主的扩散、国际制度的制约等，都会推动世界和平。
　　但遗憾的是，考诸历史，向往和平的占卜者们似乎很少应验过：
　　著名历史学家、《世界史纲》的作者赫伯特•韦尔斯(Herbert Wells)曾在上世纪初乐观地预言：“对于20世纪初的人们来说，战争正迅速成为一中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但不久，惨烈的世界大战接连爆发；
　　进入冷战后，根据《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一书中统计，在1945-1990年之间的2340个星期里，地球总共只享受了3个星期没有战事的太平日子。
　　 “苏东波”（苏联、东欧巨变风波）之后，冷战结束，“民主和平论”、“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国际制度和平论”等等一度成为时尚。这些论断，在愿景阐述和道义捍卫方面，都很容易显得“政治正确”。但是，铁幕的掀开却并没有减少战乱的发生，更没有减少大国对峙、竞争的势头。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悲天悯人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力而相互竞争和厮杀，这是一种零和博弈。他因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形成对峙和相互威胁。而在我看来，在中日这东亚两强之间，也必定要面对同样的历史宿命。
　　
冲突是国家的本能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为获取安全而展开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即使初衷只是为了防御），结果常常导致冲突和战争。而这些冲突，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毫无关系。国家无所谓“善恶”之分，无非是“型号不同的台球”而已，本质上都按照同一逻辑行事。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也就是说，“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了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结构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而不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守住权力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安于现状的国家，一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损人利己”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不进则退，弱肉强食。
　　无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都认可不安全感在国际事务中是普遍存在的。 “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无论这两种理论如何分歧，无论国家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还是追求更大权力，这都必然导致了国际冲突。
　　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中国威胁论”，便与那些躲藏在意识形态糖衣下的“中国威胁论”有了本质区别，它直指问题的核心：一山难容二虎，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而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抗衡。
　　
　　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揆之中日百年情仇，也能得到充分的验证：两大东亚强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无论是维持还是攫取权力，都必然导致冲突。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这和中国将朝鲜、越南、缅甸等视为御敌的天然缓冲区一样，没有本质区别。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争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各有死伤。北洋舰队竟褪去炮衣，炫耀武力。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作国耻。除了对大清本身心存顾虑外，日本人更担心中国和朝鲜一旦沦于列强之手，日本将唇寒齿亡，“征韩论”、“征清论”的一大动机就是获取大陆基地，“制驭白人之跳梁”。
　　同样的，李鸿章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并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亦无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若甲午战争取得相反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抵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日本唤醒中国

     历史往往充满了吊诡，中日关系尤甚。
     甲午战争以日本完胜、中国完败告终，却将中国从睡梦中唤醒。梁启超对此有很生动的对比总结：“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被日本唤醒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高涨，并形成了三种分流：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尊王不攘夷”（不排满不排外），以君主立宪为基本诉求；二是以孙中山和同盟会激进派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义，尊洋攘“夷”（崇美排满），以民主共和为目标；三是以章太炎、黄节、邓实、刘师培等国粹派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尊夏攘“夷”（排满崇汉）、以汇通中西文化、保存国粹、建构国魂为追求（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但无论是何种民族主义，都倡导师法日本，其代表人物都与日本朝野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络，并得到了日本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吊诡的是，在日本的刺激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人种认同感也不断上升，中日一体感不断强化。无论官方和民间的中日关系，都进入到蜜月阶段。甲午战争造成的短暂仇恨，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消散，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潮流，而亚洲主义则开始在两国大行其道。这甚至在西方引起了“黄祸”的恐惧浪潮。
     梁启超曾说：“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论学日本文之益》）。甲午战争后发生的戊戌变法，实质就是明治维新的中国压缩版，只是更为操切和急迫。而聘请伊藤博文出任大清首相，也一度成为中国改革派的重要建议。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更是自比申包胥，仿屈原《九章》悲歌：“我来欲作秦庭七日哭，大邦犹幸非宋聋……”（《去国行》），丝毫没有将日本当作外邦异族。
     及至日俄战争，中国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义勇队回国参战，以鲜血和生命抗俄助日，官方、民间亦多暗助日军。这一则出于同文同种的种族感情，二则出于文明（日本为君主立宪）征服野蛮（沙俄为君主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孙文、秋瑾等听到日军捷报，均是喜形于色，秋瑾还写下了“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著名诗句（《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到辛亥革命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一战结束后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利权，中日关系方急转而下。日本迅速地从同种兄弟、师法对象、同盟军战友（一战时同为协约国）而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亚洲主义”成了“侵略亚洲主义”。抗日随后成为中国的主旋律，美英等西方列强则成为中国的同道人，乃至最后的同盟军。
     二战结束至今，中日两国的猜疑和防范心态并未消减。虽然官方不遗余力地推行“中日友好”的宣传，却被各自民间当作风中的呻吟。在双方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对方依然是自己的头号敌人，相互敌视的情绪日渐浓烈，甚至对各自政府的政策产生推拉作用。
     在这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地以日为师，甚至幻想着黄种兄弟联手对抗西方；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利权、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被“一山难容二虎”的国际政治宿命所困，继续扮演着“远交近攻”的零和游戏的悲剧角色。

日本成了中国人的“移情寄托物”？

　　甲午战争以降的一百多年，日本不仅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更深深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人心理的筏门。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中国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落后与愚昧，所以要以日本为师，变法自强；日俄战争中貌似强大的俄国惨败，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立宪制度的伟力（当时大国中只有中俄两国是君主专制的“灯塔”，两国为此还曾惺惺相昔过一段时间），推动了立宪，乃至共和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人又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放手一搏，以铁血牺牲换取了1945年的重新崛起：一洗百年耻辱，跻身世界五强。
　　镜鉴之外，“日本”和“日本人”这两个词，已经融入了中国人主流语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似都对“日本”和“日本人”有着自己深刻的、坚定的见解。我甚至于常常想：如果没有日本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会不会单调? 如果没有日本这个被诅咒的对象, 中国人的心理会不会失衡？如果没有日本这个卧榻之侧的劲敌, 中国人还会不会将“冒着敌人炮火前进”如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写进国歌、日日吟唱？
　　对于国人强烈的仇日心态，我一贯对口水抗日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对“师夷长技”持热切的期盼态度（参见拙作《油彩下的历史脸谱----琐谈对日史识之病》，本刊2008年3月下）外。如今看来，这种仇日情绪于国于民未尝不失为一种心理诊疗手段。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这样一个假想敌的真实存在，或许能有效地凝聚民心士气，弥合乃至转移内部矛盾，多少减轻些内部摩擦。管理学有所谓的“鲇鱼效应”，日本就是可以用来时警醒民众的“鲇鱼”，起到忆苦思甜的作用。
　　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口水抗日的功用或许更在于能极大地宣泄个人的不平心态，尤其在这个风云激荡、容易积郁的改革年代，有利于心态的调整。
　　我曾从ABC电台的访谈节目中, 听到一个独特的点评：戴妃葬礼上有很多人哭泣, 其实并非为她落泪，而是为自己伤怀, 他们内心需要借助一个名人(象征性符号)的死亡, 来发泄自己忧伤的心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媒体在报道一个大灾难时, 很多人内心反会受到安慰。言辞上激烈抗日的人，究竟是真想对日抗争，或许只是感时伤怀而已呢？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这和近身肉搏需要气定神稳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本作为我们的“全民公敌”和“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未必是变革年代所独有的心浮气燥。
　　进一步看，即使民意只是寻找宣泄的出口，但一旦汹汹成势，就能裹胁政策，再加上政府对民意浪潮的本能的规避或有意识的引导，其势必更为汹涌，最终形成国家意志的宣泄。中日民间的敌对情绪，在考量中日之间冲突的必然性以及可能达到的烈度时，是一个不能被漠视的重要向量。

后现代战争是否可能?

　　中日百年情仇，到如今的核毁灭+信息化时代，“冷”竞争还有可能成为“热”战争吗？
　　一些西方学者的确认为，战争作为一种强迫服从的工具，其意义在核时代大大降低。“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因为“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 （参见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演讲：《古典战争与后现代战争》，《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而战争参与方的算计、意图和意志，一直是克劳塞威茨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
　　美国防御现实主义大师范.埃弗拉（Van Evera）却认为“很多战争的理由，都是不必要或不充分的”（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换言之，实际上战争并不需要严谨的理由论证。
　　托夫勒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产方式, 也会有相应的“毁灭方式”。十八世纪的军事理论一度以防御优先，但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式战争改变了这种论调。在1914-17的几年中，双方数百万军队长时间地困在战壕中比拼耐心，几乎成就防御主义的“垄断地位”, 但德军的渗透战术以及英军的坦克突破等军事革新，轻易就瓦解了防线（War and Anti-War）。
　　海湾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佩里•史密斯(Perry Smith)则认为：“技术的发展能让我们在不牺牲士兵性命的前提下摧毁一个军事目标的关键部位, 而且也不必完全摧毁整个目标。我们只需要阻止敌人的发动机转动, 或者破坏控制开火的计算机系统, 就可以造成敌方的瘫痪”（War and Anti-War）。
　　显然, 新的生产方式, 新的技术, 带来新的战争形式, 使得战争可以继续进行。在后现代战争时代, 老式的屠杀观念必然向新观念过渡, 相应地, 也必然有后现代战争的军事战略理论来应付战争的异质性特点。
　　无论如何，以战争的难度来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创新能力来说，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藐视。何况，对于中日两国来说，从钓鱼岛到东海大陆架，从战争认识到台湾问题，从经济竞争到食品安全，有着太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关键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剧变的引线。“战争如同爱情，总能找到自己的路” （War is like love, it always finds a way），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为什么不敢谈“日本威胁论”?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尽管当今中国民意“抗日”情绪高涨，但却很少能形成系统的、并且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日本威胁论”。
　　一面是西方与日本大唱“中国威胁论”，从利益和安全关切看，中国的确对他们构成了至少是潜在的威胁。而另一面，我们却如同鸵鸟一般，在讷讷自辩的同时，甚至羞于提及“日本威胁论”或“美国威胁论”，或者在慷慨激昂的口水抗日之外，对日本疏于进行冷静的研究和防范。
　　“日本威胁论”在中国舆论中的缺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一人为刚万夫柔”的惯性依然存在，军国大事仍是“肉食者谋之”，而“肉食者”为了自己的饭碗，民意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动力，热点便也未必能成为其“谋之”的焦点。
　　其二，看似汹汹的口水抗日潮，多是情绪之浪花，其实质一言以蔽之：蔑视日本。而历史已经证明，在“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下，重视日本、研究日本往往被当作多余的琐事。
　　其三，在国际社会依然奉行丛林原则的同时，我们中国人对战争的认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田园牧歌般的浪漫主义憧憬中，甚至还在骨子深处，保留了点宋襄公的遗风，真以为在国际生态和国家利益争夺中，还有什么正义之类的所谓普世原则。实质上，这就是一种绥靖心态。
　　与带有狩猎色彩的西方文化将战争视为社会常态相比，中国的农耕文化把战争看做一种恶、而将和平当作社会的至善（Universal Law）。中文里，“和平”侧重的是协调（harmony）和宁静（tranquility），而英、法文中的“peace”更多指的是“同意停战”（agreeing to stop a conflict or war）所带来的愉悦（the joy at the news of cease-fire），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西方人崇尚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定地认为战争虽然破坏和平，但也缔造和平。中国人却时常静静地等待敌人下一次不知道何时发生的入侵。尤其是自宋以来，中国人加速地失去了性格中刚烈的部分，并形成了和平主义的、偏安式的、鸵鸟型的战争观，一如面对妖魔只能念经的唐僧，无谓地进行正义非正义之辩，并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的防御立场和受难经历就能代表正义，并且正义必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亦值得回味与咀嚼。
　　中国的基于道德和正义的战争观，实在很需要下载些西方基于利益的战争观来进行升级，才能超越那些被虚幻的词句所遮掩的不切实际的道义优越感。从《水浒传》到《亮剑》，中国至少在荧屏实现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亮剑”精神，至少表明了新一代更加现实和阳刚的处世态度。
　　备战并非好战，春秋无义战，奈何又不得不战，这就是国际社会丛林原则下的人类宿命，也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的宿命！时刻准备着！
（原创作品/已刊于《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4月上）

对历史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表现相似，其实效果相距甚远：如果说日本人是以此欺人，而我们更多地是自欺。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 （该事件首次全景披露请参见拙作《大东亚的沉没》，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症”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Hanneken）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我们自己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所进行的回避和篡改，似乎亦可傲视东邻。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这种“选择性健忘症”，令我们在不断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这当然极为必要）的同时，俨然以人师自居，完全忽视了必需的、甚至是急需的自省。在对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多次讨伐中，我们却很少敢于“推人及己”，直面自己的历史教科书。
　　我们与日本同病的“选择性健忘症”，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性剪裁：
　　比如圆明园被毁，我们在不断复述着雨果将英法斥为两个强盗的檄文时，却似乎很少涉及破坏力更为强大的同胞的趁火打劫；
　　我们在控诉八国联军侵华时，很少涉及随着枪炮所带来的制度层面、乃至人文层面上的更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联军托管的两年间，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而联军的军政府“都统衙门”在庞杂的拆迁过程中，以契约精神对拆迁户的利益进行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这一事件在当代依然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请参见拙作《八国联军是怎么在天津搞拆迁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13日）；
　　至于对近代史一些关键人物，诸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文等的评价，我们莫不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加以脸谱化和戏剧化，党同伐异。比如，至今我们的教科书还在痛斥着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尽管研究已经确切地表明了孙文的南方政府曾更为主动、甚至迫切地想以此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支持。
　　至于现代史，则更是禁区林立，健忘与“修正”俯拾皆是。国共内战和文革武斗中，亦充满冷血与残暴，其对民族的警醒作用更是不输于任何外侮，却始终没有为此鸣响过一声汽笛、敬献过一束鲜花，以至于“谷子地”那一声迟到的《集结号》，居然引得万众落泪、亿民同悲；而巴金那一册虽然坦率却不深刻的《随想录》，俨然成为我们心灵的灯塔。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这种史识上的人格分裂和史评上的双重标准，成为我们史家“裁缝”们的特性。“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交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而同样的“选择性健忘症”，中日两国却“同病不同命”：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因此，日本人能将恶魔也奉为英雄世代祭祀，而我们则将英雄也一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剩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好“干净”。

苍白无力的悲情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是否因为有了一个可供谴责的强盗和匪徒，我们就可以有理由和借口将窝囊与无能包装成悲壮和高尚呢？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以德抱怨”的单恋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如从党派政治的角度寻找理由，挤一挤总是有的：为了争夺日本的支持，海峡两岸比着表现大国风度和天朝慷慨。但毫无疑问，此种以德抱怨，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内斗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圆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这种阴柔性格的形成，就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产物（请参见拙作《一人为刚万夫柔》，本刊2008年3月上）。放弃对日索赔，在我看来，还是这种“和亲”思路的延续，可惜世易时移，人家未必领情。

正义就是力量？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普世原则（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外，核心只有一个词：权力。这是至今仍奉行丛林原则的国际政治的实质。历史上所有的争斗（无论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
　　其实，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是一个政治词汇，弹性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日本第一军《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宗方小太郎执笔）。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而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1871年），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时，日本就已经“义正词严”地反对清政府在文件中自称“中国”，而只能写为“大清”。在那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中，韩国人则充满正义地将中国人与日本人、俄国人一概丑化，这对华人观众的心理震撼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作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主义”的妖魔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象和图片，毫无疑问，“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把“主义”当作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民国初年法西斯主义也曾被当作救中国的一剂灵药，而且应者不少），而偏离了实质的利益分析。简单地妖魔化某种“主义”，并把一切罪孽都安到它头上，其实是对历史解读的偷懒。
　　另一种妖魔化，就是过度解读并拘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南京大屠杀等。极端事件当然能十分典型地证明恶魔的魔性，但过度拘泥于此，却有可能走入一个误区：似乎只有极端事件才能证明恶魔的魔性。设想一下：如果日本人占领南京，却没有进行大屠杀，而是实行某种宽容的统治（如同他们的谋士倡议的“仁政），因此百姓安宁、市井俨然，我们是否就会因此而减弱对日控诉的力度呢？
　　魔性，既体现在带血的刺刀上，也体现在甜蜜的糖果上。将敌人简单妖魔化，固然有利于把民众都统一到某些“主流的”思想和框架中，但同时也易培养弱智如同东郭先生者，在贷款、援助、下跪道歉等“糖衣炮弹”面前，丧失分辨力。

汉奸的基因

　　在中日关系的话题中，有一个沉重的词总是绕不开去：汉奸。
　　虽然李安的影片《色戒》令国人更多走出对汉奸的脸谱化观感，但在华语世界中，无论奉行何种意识形态，“汉奸”依然是皆云可杀的，网络上愤青们骂人最狠的词就是“汉奸”。
　　究竟什么是“汉奸”，这其实如同“正义”一样，是一个伸缩弹性很大的词。被日本人逼着签二十一条的袁世凯，曾被骂为汉奸；拿了卢布依靠苏联力量北伐的孙文，也曾被骂为汉奸；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更是频繁地互指汉奸，如同此前互指为匪一样；甚至光复后，沦陷区的百业百姓都被带了“伪”字头，连学生也被称为“伪学生”，不予承认“伪学历”，因此引爆学潮，培养了一群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如今，汉奸更是籍着网络的光速，而成为新时代的使用频率极高的中文词汇之一。对于一个自甲申年来饱受300多年外族入侵和内部争斗的民族，标准并不严密、执行更具弹性的“汉奸”自然是十分高产的。
　　将误国、卖国的责任一骨脑儿归咎于“汉奸”（在汉奸本身或许是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是对集体责任的最好规避。这与古代的归咎于“女人误国”的手法是一致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花蕊夫人的千古绝唱不仅骂尽天下窝囊儿郎，更也揭开了“大多数”对责任的推卸本能。
　　欧洲历史上，对待 “汉奸”还是很宽容的。原则上多将战争当做职业军人们之间的争斗，“民众根本不需要惧怕敌人的剑”，平民服从并协助占领军，不被看作是卖国行为，只需要向胜利的一方缴纳该缴纳的一切，变化的无非是换了个收租人而已。战争中各方的民众都有服务过占领军的经历。
　　在这一“战争与平民权利”的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曾长期担任巴解组织外交官员的卡玛纳布丝（Karma Nabulsi）。这位看惯了血与火征战的女性，在《战争的传统：占领、抵抗和法律》（Traditions of War: Occup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Law）一书中，以历史学的方式分析了欧洲战争哲学及其法律层面上的演变。她认为，大多数愿意主动做顺民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中上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对内的惧怕远远大于对外，而他们的自愿合作，也基本被占领当局认为是对己有利而加以扶持和推动。
　　如我们借用卡玛纳布丝的理论，或许有助于解释中国曾经的遍地“汉奸”：当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私利放弃抵抗（或抵抗不力），谁能有权利指责那些不得不在占领军的刺刀底下做顺民，以换取“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草根阶级呢？谁又能阻止野心家们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拥寇自重、拥寇自肥，而欲行改朝换代之实呢？
　　在卡玛纳布丝的故乡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也展现出了“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事，这似乎说明，在政治生态没有民主的基础上，抵御外侮往往只能成为有识者的泣血之痛和野心者的廉价借口而已。

口水抗日的历史渊源

　　1895，日本著名的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中国政情报告《对华迩言》。报告中，他对中国那些“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的主战派，不屑一顾。
　　这些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起时，爱国分贝就十分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 “声泪并发，罔知所措”（《翁文恭公日记》），而此时，“翁同龢主战的态度，始终不变；所变的是偏离了他的原则。本意是求乾纲大振，致君于有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了自己的名声，执持如故，为主战而主战”（高阳《翁同龢传》）。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七旬老翁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龢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李鸿章就将了他一军： “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并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说：“若余办洋务必不辞，今胡可哉？” （以上引文均见《翁文恭公日记》）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与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及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评价翁同龢的强项是“装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一周之内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振振有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尽管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但显然对“北京那帮既不了解实情，又不把责任和职守放在心上，却专门喜欢高谈阔论的人”更为蔑视。正如陆奥宗光在指责胜利后“浅薄”的日本人一样：“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不能不忍气吞声，闭门蛰居。”（《蹇蹇录》）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鸿章传》）
　　这种口水抗日风，至今犹盛，情绪化、非理性的反日言论，充斥了中文网络。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一些热血青年，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他们当然是中华的敌人，但这样的敌人，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我在海外倾己所有，收藏与晚清历史有关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图对这种实证主义、行动主义的一种实践尝试。
　　
　　对待日本，我们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对待历史伤疤，我们受够了把眼泪当作膏药。接下来，该做回越王勾践了吧？那就从反省自己、研究敌人开始吧。

（原创作品/已刊于《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3月下）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东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

扩张与防御：造就两种英雄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美国学者布鲁斯（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 “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川话说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 “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 “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道义”英雄：无能与无奈

　　战争思想如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无非是自卫的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反动”（Re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 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 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 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爆甲午战争，其后十年中日英为此纷争扰扰）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八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又比如海瑞，他的确是个廉吏，可也的确以廉傲视群侪，与一切不遂己意的事情斗，心理相当地偏执狭隘。我们固然可以把他当英雄，但天下人若都如此，世上也就没有宽容、理解、分寸、技巧这些词汇了。中国的不少英雄，是一种“道义英雄”，不是“行为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本身并不一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进步，但我们就是看中了那一点教化人心的功用，而且习惯于从悲剧主角中挑选英雄，久而久之，英雄在中国也就渐渐有点中看不中用了。

上兵伐谋：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上尚且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目的）、术（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其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因其极端,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Pro-active），必须要有开放向外的视野。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如能免于被指“李二先生是汉奸”就该加额庆幸了。
　　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 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甲午战争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

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 Wissen als Grundlage, westliches Wissen für die 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甲午之前，中国海军装备并不弱，号称世界第八舰队，日本人要挑战北洋舰队，举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心理准备。而中国的陆军也装备了质量和性能上远超过日军的新式枪炮。几次激战的口岸如旅顺口、威海卫等，都由汉纳根督修了当时最先进的炮台。
　　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其它软件方面，小到单兵战术，中到军官指挥，大到战略思想，都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在我收藏的很多有关文物中，都不断提高清军的精良装备与低下素质，甚至像聂士成、马玉昆这样的一代名将，也依然是像冷兵器时代一样在战场上遍插旌旗，成了日军炮火的好靶子。这一习惯，甚至到了抗击八国联军的时候还没改过来，英军“中国军团”的指挥官巴恩斯（Barnes）就惊奇那么多旌旗不是给对手提供了攻击便利吗？这样的战争态势下，中国要出英雄，也只能出悲剧的英雄、虽败犹荣的英雄！
　　不少日军战场回忆录提到，清兵装备很好，但不懂正确使用武器，放炮开枪毫无章法，盲目射击，往往把自己的优势军备无谓消耗后，在日军的进攻下只能土崩瓦解。
　　武器是战争的硬件，这是把双刃剑，关键还在于谁在使用它。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最终还是在人，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过程中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感慨万千：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说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中国之痛：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在师夷长技方面，中国学到的是浅薄的技术枝节，而日本则完全是理念的更新，脱胎换骨。到甲午战败后，中国才开始了对西方制度层面及文化层面的新一轮学习高潮。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激进派和立宪派，对于中国的“民族英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推崇重点。主张反满革命的激进派，将岳飞、洪秀全奉为民族英雄，标准是民族抵抗；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反对以族群划线，而将向外开疆拓土、宣扬国威的张骞、班超、郑和诸人奉为民族英雄。
　　尚武的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便开始写作《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他为这本书写下了充满激情的长达五千言的自序，为中国之武士道“招魂”，唤起国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任公在自序中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自黄帝以来，华夏民族就是靠武力征服夷蛮在这广博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春秋战国间，不强无以自存，“推其致霸之由，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后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源，皆赖是也……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是其后的专制集权阉割了中国人尚武进取精神，“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而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从秦始皇开始，君主们开始“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铜，以弱天下之民”，从此，“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冶，其体魄脆于奢靡”，再动用酷吏、法网构建警察社会，使人们不敢存尚武之心。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可谓是真正说中了中国英雄的痛处。中国历史奉行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开拓型的英雄是不可能为其主所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洋远征，就是由一位叫郑和的宦官完成的。郑和固然是大英雄，但选派“刑余之人”宣国威于四方，不是皇帝瞎了眼，而是担心在这样一支大舰队的护拥下，正常人可能就会成为争天下的对手。宋高宗杀岳飞，未尝没有这点担心在内，本质上和他的祖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一致的。
　　中国的确是太大了些，大到令我们只愿意死守，不愿意进取；大到统治者只要自己位置坐稳就有一切，安内重于攘外，“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能维持既得利益者；大到我们的英雄不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到“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可能涌现！而且一涌现就注定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剧式英雄！“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的历史果然是太悠久了，“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看多了便有点审美疲劳，这种悠久甚至导致漠然，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俨然历史虚无主义！

“靖国神社”：我们也需要跪拜英雄

　　中日之间百年争战，英雄辈出。在日本人将他们的英雄供奉于靖国神社，即使冒天下之骂名也在所不惜时，偌大的中国，能为抗日英雄鲜花默哀之所在，尚余几多？
　　要当中国的英雄，九泉之下的确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因为我们的英雄标准，犹如股票的行情，而且是被“政治庄家”操纵了的股票的行情，不是根据民族大义，而是根据现实政治、根据内斗政治的需要，“辨证”地进行“宏观调控”。清王朝塑造武圣人“模范”形象时，据说斟酌了很久，“决赛”中关羽PK掉了岳飞，原因很简单：因为岳飞抗击的是满清的祖先；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岳飞则又成了全民景仰的英雄；“今天最危险的时候”早已过去，岳飞却又被各种教科书摘去了民族英雄的帽子，因为抗金只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网络上的高论更是令人惊奇，比如东三省是满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嫁妆”，按此逻辑，当年便不该抗日，否则“日本省”或“东瀛省”便是“和族同胞”带给中华大家庭的又一份嫁妆，难怪网上一篇著名的反讽博文说道：孩子，以后你千万不可当英雄，要当就要当汉奸！于是，今日之乱相便不能理解：一方面，网上“义和团”蓬勃兴起，把口水当利器，逢日必反，杀声震天；另一方面，不读史、不看书，把“九一八”当作“就要发”，更惶论对当年刀头舔血、慷慨赴义的英雄的景仰与纪念。
　　而日本人甚至把能收集到的每一个阵亡士兵的名字都供奉在香炉前。李登辉当年不顾抗议，非要去祭拜靖国神社，除了政治做秀需要外，也不能不说有亲情的眷恋：其兄李登钦，又名岩里武则，就是战死在吕宋岛马尼拉的台籍日军士兵，其灵位被郑重地供奉在了靖国神社里。
　　在我收集甲午战争的文物时，十分惊诧于日本人对“先烈”的景仰。《日清战争实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报道战死者的姓名籍贯，有大量文献是各地纪念战死者的碑文悼词等。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不要说当年牺牲的普通士兵，即使在前线阵亡的国军将领（光被大陆官方认可的，就有近200人！），我们又能说出他们中几个大名呢？当我们愤怒地指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的英烈，还存在我们心中的哪个角落呢？
　　从网络上搜索一下，“公祭”一词显然在近些年来成了中国的热门，但公祭的对象一律都是那些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人文始祖或古代名人，除了南京还在为死难同胞每年祭奠、沈阳为“九一八”拉响警报外，国耻、国难连同那些罹难的祖先和抗争的英雄，基本是从我们的公共记忆中消失了。当纪念成为忘却，甚至成为经营时，还能指望他人来“正视历史”吗？那种依靠政治压力、经济吸引和外交斡旋换来的“谢罪”有意义吗？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李敖曾经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神州万里，我们自己的靖国神社又在哪里呢？我们又有多少能给英雄、而不是给权力下跪的地方呢？

大国崛起：要靠进取型英雄

　　不少研究者将日本的民族性格归结为岛国心态，将晚清时那种老大帝国的迟暮心态归结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这其实就是地理决定论的滥斛。对于此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在与地理实在打交道的时候，决定的因素——对胜败举足轻重的要素——绝不是种族和技能，而是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他嘲笑地理决定论充其量不过是“最隐蔽的‘哲学安慰’而已”，这一伎俩不过是体现了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完全超出人力控制以及难以为人类所及的各种力量”。
　　中日之间无论是英雄观的差别还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差别，关键绝不在于两国的地理特性，而在于两国对挑战的应对之策。华夏先哲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还是“一人为刚”时，我们便也只能拥有和敬拜那些悲剧的道义英雄！
　　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将“我们的”英雄和“他们的”英雄做对比，“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抵抗入侵之敌的是民族英雄，侵略者同样是民族英雄，甚至是一位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冷静思之，尤其冷静地把我们自己长期作为被侵凌对象的悲情心态放一边的话，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为什么是“他们的”呢？我们的民族，缺的不正是这些“伟大得多的民族英雄”吗？缺得不正是“胡无人、汉道昌”的霍去病之类的英雄吗？
　　当一个国家还在泥泞中抗争、在黑夜中摸索的时候，是谈不上什么大国的崛起的。大国崛起，要靠千千万万的进取型英雄抬起来。我们如果还沉湎在悲情英雄中，沉湎在历史控诉中，只怕下一次再出英雄的时候，依然还只能是悲剧英雄。难道我们还没有受够这样的历史窝囊吗？
　　“他们的”英雄伊藤博文有诗曰：“楼前饮进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你我且干了这杯，为那正在走近的“我们的”英雄同心祷告！

（原创作品/已刊于《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3月上）

“春秋战国”中的“三国演义”

　　世界近代史，无疑就是一部“春秋战国”史。
　　王道式微、霸道盛行，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用现代国际政治学语言来说，国际社会的本质就是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冲突和战争成了国际社会的常态。
　　在这样的“春秋战国”背景下，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无数个“三国演义”的集合。举凡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起国际事件，从来就不是中国和某一国单纯的双边互动，而往往牵涉到更为复杂的多边博弈。
　　“寰球同此炎凉”，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全球化滥斛，国际社会成为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大清帝国如同鸵鸟般地将脑袋钻在沙堆中，也依然摆脱不了万里之外一只蝴蝶翅膀所煽动起来的大风暴；同样，大清帝国的几声喷嚏，也会连锁传递，引起全球的感冒发烧。
　　
　　1894年的盛夏，大清帝国遭遇日本寒流，一连串的喷嚏之后，整个世界都感到了那股寒意。这就是甲午战争（日本称为“日清战争”，西方多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从头就不只是中日两个“主角”的演出，英国、俄国几乎从头到尾地参与了整台大戏的台前幕后。可以说，甲午战争实际上是远东“中-英-俄”旧秩序与“日-英-俄”新秩序这两个三角关系的竞争，其间夹杂着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等“龙套”们的卖力表演。
　　作为甲午战争开端的高升号事件，就是一部牵涉多边国际力量争斗的“三国演义”。
　　高升号是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由英国人驾驶的无武装商船，它被中国政府租赁运送精锐部队，却在战争爆发前夕，被日本军舰在朝鲜洋面击沉，死伤惨重。这个事件在中、日、英三国内部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乃至争议，这些内部反响又传导到国际政治中，通过外交或军事方式相互作用于对方，并最终导致旧的大东亚彻底沉没、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可以说，要厘清甲午战争幕后多边国际关系的积酿、发酵过程，以及甲午战争对远东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高升号事件无疑是最佳切入口。
　　同样在甲午战争中，中、日、美之间也上演了一部高潮连连的“三国演义”。中日开战断交后，均委托美国在对方国家照顾自己的侨民和利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借此庇护了两名被中国追辑的日本间谍，引发三国之间、以及三国内部的激烈争议。在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和美国国务院的配合下，美国领事馆最终将间谍引渡给中国，但因此在美国国会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间谍门丑闻”，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差点引发对政府的弹劾。
　　在这些波云诡谲的“三国演义”中，除了当事三国之间基于自身利益的尔虞我诈之外，还牵涉到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考虑。在高升号事件中，英国之所以力挺日本，就是考虑到与俄国争夺远东的大局；而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美国政府之所以迁就中国，也是考虑到内战刚刚平息，既要防止英法等列强对其本国进行干预，又要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投入大量精力，需要时间韬光养晦。
　　而在各国内部，不同的意见也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拉力或推力。在高升号事件中，愤怒的英国军方要求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这令日本相当地惶恐、也令中国十分地兴奋；而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美国驻华外交官与国务院之间、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都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见解，导致激烈纷争，中、日两国在北京、上海、东京、华盛顿等地，进行了激烈的外交争夺战。
　　此外，甲午战争期间，美国黑人社会也积极支持日本，他们认为年轻的日本作为有色人种的崛起，跻身列强之列，有助于提高黑人的地位。日本充分利用了美国黑人的这种态度。这种“黑色影响力”，甚至持续到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国际政策。
　　这样的无数部“三国演义”，从国际化视角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全貌，历史在这里显现得更为全面、客观、生动、精彩，从这样的角度解读历史，也更能知彼、知己，以及知他。
　　
　　于我而言，在充满了各种各样三角关系的“春秋战国”中，要为中国近代史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东周列国志》，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以中国为基点，以重大国际事件为切入口，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分别写成不同的《三国演义》，则不仅是比较现实的，也是比较“冷门”的，更有利于提供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资治通鉴”。
　　围绕高升号事件的《大东亚沉没》，只是我的“三国演义”系列的开篇。为“春秋战国”书写系列“三国演义”，无疑将是我终生的使命。

在历史面前常怀敬畏

　　“春秋战国”无疑是纷繁复杂的。
　　在我的感受中，历史研究就是一种类似盲人摸象的实践活动，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尽己所能也只能触摸到一个局部而已。
　　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宿命，无可改变。所以，在历史面前，我常怀凛凛的谦卑之心，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尽可能多地从不同角度掌握更多史料。
　　我时常恐惧于自己成为又一个史家“裁缝”：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对有限的史料进行选择性的剪裁。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自民初开始即被长期地作为政争的工具，异化为政治立场的注解和训诂，禁区林立，歧道纵横，在史识和史评上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和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本就有限的史料的挖掘、采集和使用。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数据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很少收藏其它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数据，他们的文献数据，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批判专用”。
　　为“春秋战国”书写“三国演义”，很多时候类似于法庭的庭审辩驳过程。不同的当事国、同一当事国内部的不同派系，对同一事件都会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其中的矛盾、冲突正是历史的吊诡和精彩之处，也蕴藏着更深刻的“资治通鉴”的意义。历史研究者不是法官，我们永远不可能期待揭露真相、还原现场，而只能尽力去接近真相、拼贴现场。无疑，“兼听则明”的古训在其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作为华人，在国际关系背景下研究充满民族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那刻骨铭心的悲情意识，是一个饶不过去的心结。
　　揭开自己的伤疤是痛楚的，而在承受这种痛楚的同时，不只是咬牙咒骂我们曾经的敌人，甚至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自己，则更需要精神的勇气。在这方面，我经历了相当痛苦的内心挣扎。
　　百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上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并且还相信“正义必胜”的神话。但是，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绝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形成了以正义和非正义这类政治道义说教为标准的单维体系。当我们深入到“春秋战国”的那些“三国演义”中，就会很郁闷地发现“正义”这个词汇被几乎所有的历史当事人滥用到了极点。要在“春秋战国”的国际背景下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虚幻的、自以为是的“正义”当作力量，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百多年来，我们已经做够了到处诉苦的“祥林嫂”，更受够了把眼泪当作治疗历史伤疤的膏药。接下来，也该做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了吧？我很愿意自己的“三国演义”系列成为一把把锋利的解剖刀，直面惨淡的历史、正视淋漓的鲜血，割开自己的病灶看个究竟，并向我们曾经的敌人学习----当然，这需要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朋友有更大的勇气和胆略。

　　研究历史，并非我的职业，却是我的生命。
　　十多年前，是八国联军发自中国的“杀人”明信片，刺激我从国际政治角度研究晚清历史。那些血腥的画面，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所以，我将秋瑾的诗句悬挂在澳洲家中的书房，时时自勉：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2008年4月18日写于澳洲悉尼北石斋）

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帝国主义，实由军国民主义胎化而出者也。盖内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奔耳。

    日人有言曰：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呜呼！此日本所以独获为亚洲之独立国也欤。日本之国制，昔为封建，战争之风，世世相承，刚武不屈之气，弥满三岛。蓄蕴既久，乃铸成一种天性，虽其国之儿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尚武精神之谓也。区区三岛，其面积与人口，遥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国内山岳纵横，无大川、长河，故交通之道绝；举全国财力，仅及百二十万万，其民之贫乏无状，可以概见。然而能出精兵五十万，拥舰队二十五万吨，得以睥睨东洋者，盖由其国人之脑质中，含有一种特别之天性而已。

    汉族之驯良懦弱，冠绝他族。伈伈伣伣，俯首帖耳，呻吟于异族之下，奴颜隶面，恬不为耻。周之于西戎，汉之于匈奴，晋之于五胡，唐之于突厥，宋之于金辽，明之于今清，今之于俄、于英、于法、于德、于日本、于意奥、于美利坚，二千馀年以来，鲜不为异族所践踏。铁蹄遍中原，而中原为墟。羶风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判（消）。黄河以北之地，俨为蛮族一大游牧场。呜呼！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

尾崎行雄于甲午之岁著《支那处分案》中，有一段最能探汉族致弱之病根。

其言曰：
“国民之战斗力，保国之大经也。一国之内，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怯之别，如九州之壮武，中国（日本地名）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种族之多，国民有勇怯文武之差异，故亦理势之当然已。自历史上之陈迹征之，支那人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今日支那之连战连败者，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
“清兵之战也，莫不携有旌旗、锣鼓、提灯等件，骤见之实堪骇异；苟知战者，其不携此无用之长物必矣。”

又曰：“余尝注释支那之所谓战字，谓为旗鼓竞争会。支那文人叙两军对峙之形势，每曰‘旗鼓相当’，可知支那之所谓胜败，不过曰旌旗多而鼓声壮则胜，否则败而已矣。”
又下断言五项，谓中国永无雄飞之望。今复摘译之于下：
“A、支那民族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战。
B、以尚文好利之民，虽积节制训练之功，亦不能匹敌尚武民族。
C、支那人乏道义心，上下交欺，恬不可怪，毕竟不能举节制训练之实。
D、支那无固有之军器。其所谓军器者，非杀人器，而吓人器也。
E、既无军器，固无战争之理。支那人之所谓战者，不过旗鼓竞争会而已耳。要而论之，支那人之战斗力，自今以往，其必沉沦于水平线以下矣。如斯民族，处今日之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其全而独立也，能乎？不能！”

尾崎者，日本前文部大臣，而今政友会（全称立宪政友会，1900年，伊藤博文创立。代表财阀利益，先后7次组阁。1940年解散）之领袖也。彼当日之为此言也，虽曰为鼓舞其国民之敌忾心而发，然按之实际，则毫发不易。抚心自问，能无惭然。夫流之浊也，非其本质之浊，必有致浊之由；木之朽也，非其本质之腐，必有致腐之因。汉族之坠落腐坏不堪，以致于此极者，抑亦由于有多少无形之原因所致耳。

谓予不信，请概举其例：

一、原因于教育者
教育者，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也。人种之强弱，世界风潮之变迁流动，皆于是生焉。东西各强国，莫不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教育机关之要津在学校，故儿童达期不入校者，罚其父兄。既入学也，其所践之课程，皆足发扬其雄武活泼之气，铸成其独立不羁之精神焉。美国者，世界所成为太平共和、固守门罗主义之国也。然其小学学童所歌之词，皆激烈雄大之军歌也。吾尝检译日本小学读本全籍，多蓄爱国尊皇之义，而于中日海陆战争之事迹，尤加详焉。其用意所在，盖欲养成其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夫图画一课，末艺也，而有战舰、炮弹、枪炮等幅，其用心之微，固非野蛮诸邦国所得而知之矣。日本尚如此，而况欧美诸强国哉！
中国教育界之情形，错综不一，固难一律概之。然小学时代之为学状态，虽万里以外，犹出一辙也。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乡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呜呼！西人谓中国为老大帝国，夫中国盖无青年之人，乌复有青年之国家哉！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以腐坏不堪之奴隶，战彼勇悍不羁之国民，乌见其不败耶！乌见其不败耶！
二、原因于学派者
宗教之移人也，亦甚矣哉！奉摩哈默德教之民，则有轻死好战之风；奉耶稣教之民，则有博爱坚强之风；奉佛教之民，则有勘破生死、屏绝利欲之风（此惟指日本而言。若中国、若印度、若暹罗，则悬然无足观矣，盖所奉者非佛也）。以上诸教皆与军国民有绝大之影响。若苟奉以上诸教之邦，其国民之性质未有不弘毅尚武，得以凌制他族者焉。中国无宗教，而有学派代之，故一国之风尚，皆学派之熏染力所造也。中国学派，可析之为二大宗派：一曰孔派，一曰老派。孔派主动，老派主静；孔派主进取，老派主保守；孔派主刚，老派主柔；孔派主魂，老派主魄；孔派主实，老派主虚；孔派主责任，老派主放弃；孔派主群，老派主分；孔派主争竞，老派主退让；孔派主博爱，老派主自私。要而论之，孔派含尚武之精神，老派含贱武之精神是也。此孔老二派最相冰炭之处也。二千馀年以来，学界内之战云争雨，此二派实互为楚汉，胜败之机，迄今尚未决也。而自俗眼视之，素王之道，经刘、孔、韩、周、朱、程之发大义，加以历朝民贼独夫之推崇，赫赫炎炎，如红日之丽中天，如流水之出三峡，电驰风发，旁魄中原，举国之大，莫不入其彀中。李耳一派，则黯然寡色，无复有生气矣。然核其实，则大谬不然者焉。夫刘、孔、韩、周、朱、程之徒，名为孔派之功臣，实则孔派之蟊贼。此种蟊贼，谓之老派可也。故蟊贼之力愈大，则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势力遂得以泛滥天下，流毒万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民贼独夫，复从而鼓浪扬波，巧立推行之方法，务使老氏精神普及人间，则世世子孙可以永有其产业而无所虞。于是，学界中之亡鹿，遂为老派所独擒矣。虽有陆、王、颜（习之）、黄（梨州）之崭然杰出，亦不能挽彼颓波于既溃之秋，可慨矣夫。呜呼！中国之孔派，非孔派也，张孔派之旗鼓，而为敌派之内应耳。学派者，国民思潮之母。中国思潮之敝陋，至今日而达极点，非一洗数千年之旧思潮而更新之，则中国国民其永就沉沦之途已，安得一路德其人，推翻伪孔，而使真孔重睹天日哉！
三、原因于文学者
读《出师表》，则忠义之心油然以生；读《哀江南》，则起亡国之悲痛；披岳武穆、文文山等传，则慷慨激昂；览《山海经》、《搜神记》等籍，则游心异域，人之情也。独怪夫中国之词人，莫不模写从军之苦与战争之惨，从未有谓从军乐者。盖词人多处乱世，而后有词章之材料，穷凿鬼工，悲神泣鬼，动魄惊心，使读者悲恻怆凉，肝胆俱碎。虽烈士壮夫，苟游目一过，亦将垂首丧气，黯然销魂，求所谓如“不斩楼兰终不还”之句，则如麟角凤毛之不可多得。若是，则国民之气，独得不馁且溃耶！而文学之中最具感化勒者，莫如小说。然中国之小说，非佳人则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要而论之，其思想皆不出野蛮时代之范围。然而中上以下之社会，莫不为其魔力所摄引，此中国廉耻之所以扫地，而聪明才力所以不能进步也。
四、原因于风俗者
谚曰：“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此语也，虽穷乡僻野之愚夫愚妇，亦常道之，而长者每持此以为警励后生之格言。呜呼！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只私，而济一国之公，仁有孰大于兹者？而乃以贱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未亲历欧美，于欧美之风俗，绝无所接触。而日本社会上之于军人也，敬之礼之，惟恐不及。其入营也，亲族邻里醵资以馈之，交树长帜以祝之，厚宴以飨之，赠言以励之。子弟之从军也，父母以为荣，兄长以为乐。游幸登临之地，军人可半额而入之；饮食衣服之肆，于军人则稍廉其值。其行军于野也，则乡人曲意优待之如宾。苟临战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损全军之名誉，一经屏斥，则父母、兄弟、邻里、亲族引为深耻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无死之荣。是以从军者有从军之乐，而有玷名辱国之畏。故当出乡之日，诀别于其亲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呜呼！以吾国之贱丈夫，而与彼劲悍无前之国民兵战，是犹投卵于石，热雪于炉而已。
五、原因于体魄者
严子（即严复）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野蛮者，人所深恶之词。然灵魂贵文明，而体魄则贵野蛮，以野蛮之体魄，复文明其灵魄（魂），则文明种族必败。罗马人之不能御日尔曼林中之蛮族（条顿人族，即现世英、美、德、荷等邦民族），汉种之常败于蒙古，条顿、拉丁而人种之难以抗斯拉夫（俄罗斯民族），德军之优于法，日军之优于欧美，皆职此之由也。
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二；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直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盲者、哑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计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综而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复难保其人人孔物可恃。以此观之，即欧美各强弃弹战而取拳斗，亦将悉为所格杀矣。

斯巴达者，欧洲上古史中最强盛之国也。推彼致强之由，则其国法以国民之生命、财产、名誉，均不得不供之国家。故人之生也，不问男女，皆由国家鉴定其体魄之强弱优劣而去留之；苟羸惫不堪，则弃之不顾也。强而优者，受家庭教育于膝下者七年；七岁而后，乃离家以受国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则专注重于体育。从军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遍国皆健男。是以雄霸希腊，永世不替者，职此之故也。德皇维廉第二世，曾演说于柏灵（即柏林）之小学校，曰：“凡吾德国臣民，皆莫不宜注重体育。苟体育不振，则男子不能负当兵之义务以捍卫国家，女子不能胎孕魁杰雄健之婴儿，若是则有负于国家”，云云。陆师之雄，冠绝环球，得无故欤！

昔斯巴达之雄霸希腊，罗马之峙立欧洲，蒙古鞑靼人之横行东方，日尔曼蛮族之战退罗马人种，非有所谓绝伦之指挥者也，不过体力强悍，烈寒剧暑、风雨饥饿，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觉其苦而已。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致远，而开拓世界也。以欧洲之民族观之，拉丁（法、西、意属之）不如条顿（英、德、美、比、荷属之），条顿不如斯拉夫（俄罗斯人属之）。拉丁者，将老之人种也。条顿者，既壮之人种也。斯拉夫者，青年之人种也。拉丁似血气既衰时代之人，条顿似血气方刚时代之人，斯拉夫似血气未定时代之人。非仅国势若是也，即个人莫不然焉。其尤可畏者，殆斯拉夫人种之俄罗斯乎。盖其国民之野蛮，力足以钳制他种而已。近顷以降，欧美民族日趋文明，体质渐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时，具眼之士，窃然忧之。于是，进种改良之念生，故体操一端各国莫不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曰竞漕，曰击剑，曰竞走，曰击球，曰海泳，曰打靶，曰相扑，曰竞马，曰竞射，曰竞轮（以足踏车竞走也），优者争以重资赠之，或奖以宝星，甚至显职硕儒，亦有逐队竞争，欲搏此名誉者。习染既久，乃成为风俗。观其西国之丈夫，有蠖其背、龟其首、气息奄奄者乎？无有也！观其妇女，有鬼气淫淫、迎风欲坠者乎？无有也！欧人体育既盛，复以医学之昌明，卫生之适宜，无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气吞五洲，力压他种而有馀也。

日本自甲午战胜中国以后，因扩张陆海军备，益知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民之基础。于是，热心国事之俦，思以斯巴达之国制，陶铸大八洲四千万之民众（斯巴达之国法，凡系强健男儿，至七岁则离家受国家公共之教育，其教育专主体育。兵役义务之年限，至六十乃终，而妇女之教育，与男子颇相仿佛，其主旨在勇壮活泼，足以生育健儿云），乃创体育会。而支会亦相继林立，招国中青年而训练之。仅历二载，而各地学校之体操教习，殆取自该会。自兹以往，吾恐不及十载，体育会之势力与其注意，必将浸淫三岛矣。日本自布征兵令以来，国民多目为强征血税，繁言啧啧，每有斩杆揭旗之暴举。而今日反谓从军乐者，抑亦由于学校兴而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开耳。积热之士，复从而设推行之方，深与国民皆兵主义以助力。日人之兴，其尚无涯矣乎！

古之庠序学校，及何尝忘物武事哉！壶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练其筋骨，而强其体力合也。自一统以后，天下一家，外鲜强敌，内无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气日深一日。洎乎中世，而妇女缠足之风起。迨本朝而鸦片之毒遍洒中原，茫茫大地，几无完人。二者之外，尚有八股试帖等耗散精神，销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缠足之毒，遍及女流，已及四百兆之半。鸦片之毒，遍及全国，而以西南各省为最盛。综而计之，嗜之者当不下二十兆（据近年统计表，每岁进口之鸦片，价额约在三千万两上下。然输入之数逐岁减少，盖由内地自种之数增多故也），而所谓读书识字一流人物（即八股家等类），亦于二十兆内占去一大部分。由是而言，则堂堂中土，欲求一肮脏丈夫如东西各强国之所谓国民兵者（东西各国，凡为兵者，须先检查其体格、体力、目力、耳力、呼吸力等），岂可得哉！生理学家谓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儿，且疾病嗜癖亦流传悠远。祖及其父，父及其子，子及其孙，孙及其玄孙以及耳孙，代代相承，靡有已时。由是观之，中国人口逾四万万，其无疾病嗜癖之人，必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观当代，默究吾国人之体魄，其免为病躯弱质者，实不数数觏也。天下滔滔，逝者如斯，不有以清其源而澄其流，则恐不待异种之摧挫逼迫，亦将颓然自灭矣。
六、原因于武器者
武器者，国民战斗力中之一大原质也。德何胜于法？美何胜于西？国初之八旗何以胜于汉兵？中日之役，海、陆二战何皆胜于中国？此中胜败之机，武器之良窳，未必绝无关系也。徒手搏虎，昔人所嗤。有谓张空拳足以转战致胜者，是激烈之辈，故为嚣张之语以欺世，非确有把握耳。中国武器已发明与四千年前，然迄今日，尤不出斧、钺、剑、戟、戈、矛、弓、箭之类。洎乎屡次败衄，始知从来之旧物为不可恃。于是，派人出洋学习之议起，未几而制兵之局相继林立。然而经营之十余年，绝无成效可睹。据日本人所调查，则谓使制造局无西人，则不能造无烟火药与其他精密之工程矣。夫日本之炮兵工厂（东京一，大阪一。东京者铸枪，大阪者铸炮）及海军三镇守府，其创办之初，未始不借力西人也。然迨及今日，则几无一人焉。中国之所以不克若是者，以官吏负办事之虚名，而不求实效，局内员司、工役，肥私囊而不计�